这是资本主义陷入发展困境的一个根源。

而现在多元目标下，辖区之间的外溢性问题，本来应该由上级解决，上级把这个事权压到地方，要地方自己解决，实际上形成多元目标之间、区域之间的博弈，带来了极高成本。这给公共服务的提供如何实现随人走带来了极大挑战。

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刘尚希出席会议并发言。进入 刘尚希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全国统一大市场 。这也就是后面要谈到的事权、支出责任要上移。三、解决辖区间外溢性问题需要事权、支出责任上移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辖区间外溢性问题不断增多。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不但导致全国市场难以真正统一，区域间资源配置难以优化，而且各个地方也在强调所谓的产业链安全，以邻为壑的现象也不时出现，在疫情防控中这种现象时有发生。

这种正的外溢性带来的收益如何内部化？负的外溢性导致的成本如何内部化？毫无疑问，这需要新的制度安排。这恐怕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十分复杂问题。从国际经验看，一些国家出现中等收入群体萎缩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问题，失业率长期高企，使得一部分群体难以参与初次分配，引发社会的不稳定。

只有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更加突出位置，不断扩大就业规模、逐步提升就业质量，才能促进实现共同富裕。因此，把就业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，为促进经济增长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重要的检验标准。有就业才能创造财富、增加收入，进而带动消费、拉动经济增长。只有更加重视解决好就业问题，才能进一步提升广大人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当前，经济运行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，就业的压力也更加突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尤其需要坚持就业优先，综合使用宏观调控措施和积极就业政策，把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，以发展促就业，以稳就业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。

宏观调控的目标之间存在权衡关系，需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作出最优选择。第二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同样离不开更充分、更高质量的就业。普通劳动者主要是通过实现就业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。由于每一个百分点的就业损失所对应的人口数量较以前大大增加，保持就业稳定所面临的挑战也前所未有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劳动力市场蓬勃发展，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内外兼修中国的第三次改革开放 就中国内部的改革而言，我们需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推动规则建设。第三个因素是大国崛起与竞争。中美间可能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南海、台湾地区。

我们不想冲突，也不怕冲突，但要管控好冲突。美国既不允许西方体系内部出现挑战者，也不允许外部挑战者的存在。

反观中国，自改革开放以来基本没有在政策上犯过颠覆性错误，只要我们保持理性，释放制度优势，我们就可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里根—撒切尔革命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，使得西方中产阶级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。

但只要中国能跳出西方话语体系，重新定义当前面临的问题，从共同开发、一国两制等实践中汲取经验或能和平解决问题。在疫情背景下，中国需要制定逐步开放路线图，从而继续与世界保持连通。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》出台，可以看出中央在这一方面还是有决心的。实际上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，至多是幻想。全球化不会中止中国要保持全面开放 在一战前，全球化的程度在很多方面要高于今天，但是到1914年，大战还是爆发了，主要有两个原因：一是全球化红利在各国国内的分配不均衡。正如我最近所呼吁的，我们要推动第三次开放或者二次入世。

所以，中国不应恐惧经济竞争，但要强调良性竞争。第四个是最重要的因素——中美关系。

在本次俄乌冲突中，中国国内有部分舆论认为，俄罗斯如今颓势已现，中国应该借此机会靠近美国，从而改善中美关系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升得很快，而西方并没有降，而只是升得慢一些。

例如，最近美国有意发起基础设施建设的国际竞争，这是好事。东部有资本的优势、有制造业的优势，西部有资源优势、劳动力优势和土地优势。

如果俄罗斯加入了北约，就会对美国霸权构成内部挑战。在西方媒体上，西方通常会将战争的起因归结于普京个人。概括而言，当今世界呈现多极化趋势。这些国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，其作用比冷战时期更重要。

以美国为例，美国上世纪60年代危机非常深重，例如总统遭刺杀、黑人民权运动、反越战运动。反观欧洲，虽然缺乏大型互联网公司，但依然在相关领域制定了欧盟的规则。

中美关系是世界政治的两根支柱，的确很重要，但世界政治不是只有中美关系，中国还有其他地区和大国的关系要处理，所以我们不能仅盯着中美关系来理解国际秩序。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著作《文明的冲突》（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）中指出，未来的战争将会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，这是很难令人信服的。

中美关系很重要，我们要对美国有现实的评估。第二条路径是将美国在亚洲的双、多边机制转换成类似北约的安全机制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的每一次讲话都强调深化全面开放，而制度性开放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概念，需要得到学界的进一步重视。尽管反全球化的声音不断，但全球化不会中止。例如，中国应当有序参与战后乌克兰的重建，发挥自身高效的基建能力与强大的国家能力，并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。印度的外交政策也很独立，没有依附美国。

正因如此，我国正在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市场。然而近期科学的动态清零总政策到地方执行的时候层层加码，变成了静态清零，对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。

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演进，我们需要先有一个结构性的理解。因为中欧关系主要是经贸往来，没有地缘政治之争，因此这一条路径较难实现。

在对外层面，我们一定要推动开放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美国战略政策上一直出错，导致战争不断，其纠错能力并不如其媒体与公众所认为的那样强。